陈永昊与宋书中的茶文化探幽

03-07

宋书与宋画一样铸就了中国艺术史上一座新的高峰，大家巨擘有如灿烂群星，与宋代另一座高峰——宋茶文化相互辉映，光照千秋。

宋代书法艺术的发达，与帝王的推崇躬行大有关系。书学在北宋最早的设置时间，有具体文献可考证的是宋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（公元983年），北宋建国后第23年（见宋代李焘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二十四《太宗》）。

宋仁宗时也设置了书学，后一度被废，到宋徽宗重新设置书学，并大加改革，“书学生，习篆、隶（指楷书）、草三体，明《说文》、《字说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博雅》、《方言》，兼通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义，愿占大经者听。篆以古文、大小二篆为法，隶以二王、欧、虞、颜、柳真行为法，草以章草、张芝九体为法。考书之等，以方圆肥瘦适中，锋藏画劲，气清韵古，老而不俗为上;方而有圆笔，圆而有方意，瘦而不枯，肥而不浊，各得一体为中；方而不能圆，肥而不能瘦，模仿古人笔画不得其意，而均齐可观为下。其三舍补试升降略同算学法，惟推恩降一等。自初置及并罢年数，悉同算学。”（见《二十五史·宋史》，卷一五八《选举三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）最高统治者推书学既主张多元吸收，又重视学问涵养，确实中肯得法。

宋代许多皇帝热衷书法。宋太宗善“飞白书”，并设置御书院建造秘阁，珍藏历代墨宝，并广寻珍贵墨迹。淳化三年(992年)收历代百家书法字迹四百余帖，拓转成《淳化阁法帖》，被后代奉为法帖之祖。此后，书法帖学盛行，先后出现《大观帖》、《续阁帖》等。宋代皇帝中，宋徽宗的 “瘦金体”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，被历代文人墨客所珍重。徽宗在位时期，帖学有发展而书法研究方面亦有较大成就，宣和年间所著《宣和书谱》，著录品评自汉魏至宣和历代书法家近两百人之作品，是书法作品研究的重要成果。南宋高宗皇帝，亲撰《翰墨志》，虽被后人议为“当卧薪尝胆之时”，不该“舍本而营末”，“然以书法而论，则所得颇深。”

宋书如此之盛，书茶事茶情之作必定浩瀚如海，但历经沧桑，留下来的作品已经非常稀少了，哪怕是一张帖（小札、便签之类）到如今已十分珍贵。

北宋中期以后，社会的革新潮流也促进了书法的创新，出现了影响颇大的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、蔡襄“四大家”，代表着宋代书法的成就与水平。后人论四家的风格特征是“苏酝藉，黄流利，米峭拔，而蔡浑厚”。于后代茶人有幸的是这声名卓著的“四大家”都留下了珍贵的书茶作品。

在中国书法变迁史上，唐重法而宋尚意。宋代在书写中更注重思想感情的抒发、个性风格的表现。其书风的形成与宋代社会的转型、文人审美价值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，与宋代茶风也有内在联系。

宋仁宗时期，尚意书风开始形成，蔡襄是代表人物。苏轼曾说：“欧阳文忠公论蔡君谟书独步当世，此为至言。”当时能得到蔡襄的书法作品，那是引以为豪的。梅尧臣在《得福州蔡君谟密学书并茶》诗中说：“太守姓出东汉邕，名齐晋魏王与钟。尺题寄我怜衰翁，刮青茗笼藤缠封。纸中七十有一字，丹砂铁颗攒芙蓉。光照陋室恐飞去，锁以漆筪缄重重。”得到71字，竟然那么欢喜珍视，可见蔡襄书法的地位。欧阳修的《集古录目序》，请蔡襄为之书写，得到后非常高兴，竟舍得以龙茶、惠泉水，鼠须栗尾笔、铜绿华格为润笔。蔡襄的《茶录》就是用小楷写就的。《茶录》后序云：“臣皇祐中修起居注，奏事仁宗皇帝，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。试茶之状。臣谓论茶虽禁中语，无事于密，造《茶录》二篇上进。后知福州,为掌书记窃去藏藁，不复能记。知怀安县樊纪购得之，遂以刊勒，行于好事者，然多舛谬。巨追念先帝顾遇之恩，揽本流涕，辄加正定，书之于石，以永其传。”可见其写成之后首先是进呈给仁宗皇帝的。流传后世的《茶录》书法，是经过蔡襄正定过的刻石拓本，此拓本，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。

除了《茶录》之外，蔡襄还有关于茶的书法作品《致公道帖》，是给朋友的小札，其中提到：“人生缰锁如此，可叹可叹，精茶数片，不一一。”给好友冯京的《思味帖》，其中关乎茶的是：“唐候言：‘王白今岁为游润所胜，大可怪也。”“大饼极珍物，青瓯微粗。”一是说斗茶之事王白竟然输给了游润，大可奇怪；二是说，送给冯京的大龙饼极珍贵，青瓯茶盏稍差些。

《即惠山煮茶帖》，是一首诗帖，书和文二法俱佳，茶与泉二美兼得：“此泉何以珍，适与真茶遇。在物两称绝，於予独得恩。鲜香筹下云，甘滑杯中露。当能变俗骨，岂特湔尘虑。昼静清风生，飘萧入庭树。中含古人意，来者庶冥悟。”

苏轼平生爱茶，自然少不了以茶为题材的书法作品。可惜流传下来的已经是九牛一毛了，而且都是信札。现在传世的有《道源帖》，也称《啜茶帖》，是邀请一位好友刘道源喝茶的小札，原文如下“道源无事，只今可能赶顾啜茶否？有少事须面白，孟坚必以安上也。轼上，恕草草。”

另有《新岁展庆帖》，是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封信，247字。主要说的是想让铜匠打一个茶臼，“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并椎”。如果有合适的人，也乐意买一个木茶臼捎回来之类。这封信是大年初二写的，时在黄州贬所。苏轼对一个茶臼如此上心，可见他是何等爱茶，也可见其真性情。岳飞孙子岳珂在《宝真备法书赞》里引张镐的话称赞此书是“如繁星丽天，映照千古。”

还有《一夜站》（也称《季常帖》）也是写给陈季常的小札。是说夜里寻找黄居寀画的龙，忽然想起是半月前借给曹光州了，不好意思马上要回来，托陈说与王君，并再送上团茶。

还有《次辩才韵诗帖》，也与茶有关。苏轼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，到龙井拜访辩才。辩才送苏轼时破了他送人不越虎溪的规矩，后来干脆做了一个亭子，名曰“过溪亭”，又名“二老亭”。因作《龙井新亭初成呈府帅苏翰林》，其中有句：“煮茗款论道，莫爵致龙优。过溪虽犯戒，兹意亦风流。”苏轼次其韵做了此诗。

这些作品都有著录，最容易见到的就是《三希堂法帖》了。其他著录的典籍有《墨缘汇观》《石渠宝汲》《快学堂法书》等。

黄庭坚也是一位嗜茶的书法家，晚年从谪居之地放回的第二年写有《奉同公择尚书咏茶碾煎啜三首》帖，现存拓石刻本。这三首诗分别写了碾茶、煮水、点饮，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书体为行书，结体严谨而自然，以纵取势，点画老道，率意而不逾矩。传世之作还有写于元祐四年的《茶宴》，这是见于书法的唯一件茶宴作品。从题款看是一次宫廷茶宴：“元祐四年正月初九茶宴，臣黄庭坚奉敕敬书于绩熙殿中。”书法中宫严密，四面纵恣，是典型的长枪大戟风格。

米芾对后代书法影响很大，某种程度上超过苏黄。他的《苕溪诗卷》是其代表作之一。这是一幅接近两米的长卷。其中“点尽壑源茶”部分，描绘的是米芾与朋友诗书茶酒的狂放恣肆的生活：“半岁依修竹，三时看好花。懒倾惠泉酒，点尽壑源茶。主席多同好，群峰伴不哗。”《道林帖》是米芾的又一杰作，是作者书写自作诗，诗书俱佳。“楼阁明丹垩，杉松振老髯。僧迎方拥帚，茶细旋探檐。”这里米芾无意间透露了宋代一种贮存茶叶的特定方式，正如蔡襄在《茶录》里记载的 “茶不入焙者，宜密封裹，以蒻笼盛之，置高处”。在房檐上挂茶笼，“探檐”就是取茶，热情的僧人从屋檐下挂着的茶笼里取出好茶来招待贵客。

南宋书家留下的有关茶的墨迹很少，也很珍贵。赵令畤（1064-1134），南宋初词人，不仅有词名，在茶书法史上也很有分量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赵令畤《致都尉节使尺牍》，简称《赐茶帖》，文字如下（见图）：

令畤顿首：辱惠翰，伏承久雨，起居佳胜。蒙饷梨栗，愧荷。比

拜上思赐茶，分一饼可奉尊堂。余冀为时自爱。不宣。令畤顿首，仲

仪兵曹宣数。八月廿七日。

该帖尺寸33.3×41.5cm，为行书，共9行57个字。其文辞精练，颇有东坡风韵。“余冀为时自爱”一语，将作者惜茶为宝的心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。

自唐起，茶叶成为帝王赏赐臣子的重要物品。宋代随赐茶制度逐步完善以及茶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显重要，帝王赏赐名茶，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。据蔡居厚《蔡宽夫诗话》记载：“湖州紫笋茶出顾渚，在常、湖二郡之间，以其萌茁紫而似笋也。每岁入贡，以清明日到。先荐宗庙，后赐近臣。”详细规定了清明赐茶的来源、程序和范围，可操作性颇强。宋人杨亿在《杨文公谈苑·建州蜡茶》中也有记载：“龙茶以供乘舆，及赐执政、亲王、长公主，余皇族、学士、将帅皆得凤茶，舍人、近臣赐金(京)挺、的乳，馆阁赐白乳。”说明赐茶是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的，得到赐茶是一种身份、地位的象征，不同等级的官员得到不同等级的茶叶，获得赐茶是一种荣耀，正如梅尧臣《七宝茶》诗所云：“啜之始觉君恩重，休作寻常一等夸。”赵令畤写给仲仪的信札记录了他得到皇帝赐茶之事，不仅留给后世一幅茶事书法作品，还是宋代赐茶制度的一个见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