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真卿：古人称他为“不合时宜”，今天我们又如何看待？

在文学界、书法界，因人废作品，因人低估艺术成就的事情比比皆是。不过，对颜真卿的判断从来没有改变，对他的为人与艺术，我们也一直崇敬、崇拜。他强大的人格力量和强大的艺术震撼力，所透露出来的人文信息，永远是中国文化天空中的一道光芒。

20世纪80年代，学书要学颜真卿，是一种共识。在竞技书法的选拔与评选中，颜体书法作品是一道亮点。从楷书到行草，颜真卿的悲壮、厚重，颜真卿的奔放、痛苦，与彼时的书法创作和书法审美浑然一体。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今天，颜真卿的影响有渐渐缩小的趋势。书法学习，不再把颜真卿的楷书放在首位，书法创作，颜真卿风格的楷书很难入选重要展览。一句话，颜真卿其人、其字，有一点不合时宜了。

这种变化，有社会因素，也有艺术因素。先说社会因素。大张旗鼓的市场经济和激情四溢的消费思潮，让我们“兼济天下”的理想萎缩了。对于书法家而言，无需政治理想和社会责任，写字、卖字才是立身之本。在任何东西都可以出售，当钱什么都能够买到的时候，理想崩溃了，希望渺茫了，颜真卿的奋不顾身、大公无私，被看成愚昧和木讷。当社会对悲剧美学丧失了感知的能力，当我们对牺牲、奉献、责任不再敬畏的时候，自然对娱乐性、市场性，对权力中心主义和无节制的消费无比迷恋。这时候，颜真卿的形象和书法，就会在人们的心中淡化。

在颜真卿书风被忽略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书坛是妖魔鬼怪横行的书坛。把严肃的书写进一步娱乐化，从书写行为的变态，到笔法墨法的极具夸张，从书写严肃的诗文，到抄录劝导升官发财的迷信语词，从书香袅袅的书斋，到大庭广众下的杂耍，无不展露着书坛的浅陋和可怜。

再谈一谈艺术因素。书法审美观念的变化属于哲学范畴，对颜真卿书法的短时间淡漠可以理解。寻求变化和超越，一定会在短时间内否定经典。固化的经典，固然存在固定的模式与魅力，而变化与超越就是对固化的模式与魅力的打破。当新的书法资源不断出现，新材料所蕴含的新气象，会引起书法家求新求变的兴趣。因此，他们会在秦简、墓志，以及民间书刻中找寻新的语言样式和新的书写体验。这符合艺术创作的客观规律。

我从17岁开始临习《勤礼碑》，到今天还在临习《争座位》《祭侄稿》。在点点滴滴、生辣、坦荡的书写中，我依然认为颜真卿的笔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。我曾在一篇名为《看字》的散文中写道：“最近，屡屡往山西永济访古，在蒲州古城遗址，仿佛看见了颜真卿挥泪书写《祭侄稿》的场景。……我写颜体楷书，对他的行书依然沉迷。从青年时代始临《祭侄稿》，一直临到今天。总觉得《祭侄稿》中的字，也像人一样有激动的情感、不屈的气质、顽强的品德。即使是重重的涂痕，也有生命的张力。”

真正意义的书法创作，与民族大义和国家情怀须臾不能分离。我们要求书法作品，能够表现发人深省的重大题材，感知悲剧力量带给我们的生命动力。

张怀瓘在《书议》中对书法与文辞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定位：“昔仲尼修《书》，始自尧舜。尧舜王天下，焕乎有文章。文章发挥，书道尚矣。”“论人才能，先文而后墨。羲献等十九人，皆兼文墨。”

“文章发挥，书道尚矣”“先文而后墨”，张怀瓘看到了书法的根本。他将书法和文字连在一起，来论述其价值。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是典型的“文章发挥，书道尚矣”。当代书法发展，需要在“文章发挥，书道尚矣”中找寻突破口，对颜真卿的再认识、再学习、再研究、再领悟，是当务之急。

（文/张瑞田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