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历史上,河西华戎交会,月氏、匈奴、柔然、突厥、党项、吐蕃、蒙古等游牧民族在河西繁衍生息角逐争锋,匈奴、党项、蒙古等少数民族曾在河西建立政权实施管辖。约公元前21世纪-前771年,河西地属雍州,羌戎驻牧。春秋战国为乌孙、月氏所居,汉初为匈奴右地。
擅长贸易的月氏族
中国先秦时期(公元前5世纪-前2世纪),河套平原上生活着一个强大的居民部落月氏人。月氏(亦称“肉知”“禺知”)乃古羌族的支脉,《后汉书·西羌传》载:“月氏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”,由此可推断月氏语言有可能属汉藏语系。月氏族为扩张地盘,游牧迁徙于祁连山河西走廊张掖至敦煌一带,在今民乐县永固境内筑月氏城,同期在今临泽县鸭暖一带定都筑“昭武城”。月氏族以游牧为主,兼作农耕,擅长贸易,养马盛众,今山丹军马场草原曾为当年月氏人的养马场。《汉书西域传》载:大月氏本行国也,湩饮肉食,随畜移徙,与匈奴同俗,控弦十余万强,故轻匈奴。这一时期的月氏人在河西的统治处于全盛时期,为匈奴劲敌,尝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,成为黑河流域的第一代霸主。
战国时期,北方草原上也风云际会,强大的民族逐渐吞并或者合并弱小民族,结成了具有奴隶制国家性质的民族联盟,所谓“东胡强,月氏盛”,就是说这两支民族在当时的势力和影响相当强盛。这个时期匈奴头曼单于被秦国大将蒙恬率军杀得大败元气大损,为图谋生存,不得不一面对东胡屈服,一面对月氏退让修好。
约公元前209年,匈奴人为了结交月氏表达诚意,头曼单于将儿子冒顿作为人质送往月氏,为匈奴族换取了短期的休养生息。后冒顿盗取月氏良马逃回匈奴,以鸣镝射其父,杀之自立。冒顿即位后,约于公元前205年-前176年间,多次攻打月氏,月氏人大部西迁,他们的河西故地被匈奴浑邪王和休屠王部落占领。时匈奴老上单于亦破月氏,杀月氏王,以其头颅制成酒器,月氏惧,乃西徙,小部分月氏人留在河西走廊,和祁连山的羌族混合,称为小月氏。大部分逃至今伊犁河、楚河流域,称为大月氏。大月氏打败了原居于当地的塞种人,迫使“塞王远遁”,留下的塞种部众成为大月氏的臣仆。
张掖市龙渠乡出土的战国青铜大角鹿。青铜动物雕塑是战国时期河西走廊游牧民族喜爱的装饰品
冒顿单于致汉文帝刘恒书云:“故罚右贤王,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。以天之福,吏卒良,马力强,以夷灭月氏,尽斩杀降下定之。楼兰、乌孙、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,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,北州以定。”《汉书·张骞传》载:“月氏已为匈奴所破,西击塞王。塞王南走远徙,月氏居其地”,也有力地凿证了这一史实。至公元前139年-前129年间,乌孙猎骄靡为其父报仇,率部出击大月氏,夺取伊犁河流域,大月氏被迫再次南迁,过大宛,定居于阿姆河北岸。公元前1世纪初,大月氏征服了阿姆河以南的大夏,在阿姆河畔建立了强大的贵霜王朝,至公元初灭亡。
月支族早期以游牧为生,但由于多次迁徙融合,汲纳了草原优秀文化成果,更处张掖这一“居中四向”的商贾贸易孔道,受早期东西方原始贸易交流影响,从而使本民族“好贾市,善交易”的天性得以有效施展,由最初的物物交换发展为商贸交易。随着东西方商贾的频繁往来,月氏人便以金银为钱,设市贩贾诸物,渐渐控制了河西走廊的贸易活动,因此国力很快殷实富足起来。月支族擅长贸易的天性由来已久,据《穆天子传》记载:周穆王十三年西巡,来到焉居、禺知之平,受到当地一个叫蒯柏綮酋长的热烈欢迎与款待。蒯柏綮奉献给穆王豹皮10张、良马26匹,穆王回赠“束帛加璧”,即丝绸布匹和玉器之类。这是早在公元前10世纪,中原与西域的一种物物交换,历史上这种贸易交往和文化交流,通过月氏人的中转,使中原的丝绸和玉器很可能向西传播得更远。隋唐时期,月支族的后裔在中亚建立了九个沙漠绿洲国家,史称昭武九姓即康、安、曹、石、米、何、火寻、戊地、史,其王均以昭武称。其中康国、石国的粟特人在历史上以善于经商著称,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。
养马众多的乌孙族
公元前2世纪初叶,在今甘肃敦煌境内有个乌孙民族,与月氏国为邻。据考证春秋战国前乌孙人曾在今宁夏固原一带游牧,西戎乌氏国被秦国灭亡后,余民西迁来敦煌建立乌孙国。乌孙人“不田作种树,随畜逐水草”,在祁连山与敦煌之间的草原游牧,同时也常狩猎。他们住在毛毡帐篷里,以牛羊肉为食,以牛羊奶为饮品,风俗与匈奴族雷同。因当时乌孙是个小国,常受到强大的月氏国的奴役。《汉书·张骞李广利传》:“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。骞既失侯,因曰:‘臣居匈奴中,闻乌孙王号昆莫。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、敦煌间,小国也’”,说明乌孙族早在西汉以前已在河西走廊建国。
据《汉书·张骞传》载:公元前177年前后,月氏击破居牧在祁连山、敦煌附近的乌孙国,杀其王难兜靡,夺取了乌孙领地,乌孙国面临覆灭的危机,乌孙部众逃至匈奴。时昆莫难兜靡的儿子猎骄靡刚刚诞生,为了躲过月氏人的屠戮,布就翎侯抱着猎骄靡逃了出来。逃亡途中为了便于寻找食物,布就翎侯将猎骄靡藏于草丛中。当布就翎侯拿着食物归来时,竟然看到一只狼在喂猎骄靡吃奶,还有一只乌鸦叼着一块肉站在旁边。布就翎侯大为惊奇,认为小王子将来定然是个非凡的人物,于是带着猎骄靡投靠匈奴,并把自己看到的神奇景象向冒顿单于作了禀报。冒顿单于听后觉得很是奇妙,当即决定收养这个乌孙王的孩子。十几年后猎骄靡长大成人,单于把乌孙部民交还给他管理,并扶持他当上乌孙国王。猎骄靡复国后,一心为父报仇,与匈奴右贤王相约,进攻已西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大月氏国。大月氏人西迁伊犁河流域立足未稳,根本不是报仇心切的乌孙人和彪悍的匈奴人的对手,曾经连国王的头颅都被匈奴人做成了酒器,现在哪里还有一点抵抗的勇气。于是月氏人被迫放弃伊犁河流域肥沃的草原继续西迁,留在这里没有逃走的月氏人和原先臣服的塞人,从此成为乌孙国的臣属。没有了威胁的乌孙族在猎骄靡的领导下,占据了原为月氏人所有的伊犁河、楚河地区,定都于赤谷。他们定居西域后安心放牧,国力迅速发展,国家强大起来,共有12万户,63万人,其中军队18万人,几乎可以与匈奴分庭抗礼,从此乌孙国不再臣服于匈奴。
元狩四年(前119年),汉武帝接受张骞“可厚赂招,令东居故地,妻以公主,与为昆弟,以制匈奴”的建议,为联合强大的乌孙国一举歼灭匈奴,积极与乌孙王猎骄靡和亲,因此封刘细君为江都公主下嫁乌孙国。细君公主出嫁时,武帝赐“乘舆服御物,为备官属侍御数百人,赠送其盛”。细君公主将陪嫁物品分送乌孙百姓,因而备受爱戴被敬称“柯木孜公主”。但细君公主远离故土,度日如年,留下了: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,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旃为墙,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,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这首孤伤思亲的《悲愁歌》。
但是,汉武帝的和亲策略当时并没有取得成效,到宣帝继位后汉乌联盟一举歼灭了匈奴。东汉末年(约公元220年),鲜卑兴起,给乌孙以沉重打击,被迫退入天山,乌孙王国从此消失,乌孙王朝从国王猎骄靡开国,直到迁居天山,共经历12代乌孙王,时间长达261年。
乌孙族原为逐水草而畜的游牧民族,以擅长养马著称,时一户富人养马多达四五千匹,足见当时乌孙国的富庶程度。“乌孙马”属沙漠马系,具有体格偏大、体形匀称,挽、(骑)乘、驾(车)皆宜,且力、速俱佳的特点。因为国防的需要,汉武帝尚武爱马,对“天马”梦寐以求,一日偶做一梦得天马,便占《周易》得一卦辞曰:“神马当从西北来”,后果然有人从西域献来一匹良马,神行电迈、气如长虹、神异非凡。武帝兴奋不已,视为神物,乃作《太一天马歌》记之。至到汉乌“和亲”,乌孙王国赠送数十匹飘逸矫健骏捷的“乌孙马”,武帝大喜,赐名为“天马”,赋予“神龙”化身,并作《天马歌》云:“天马来,龙之媒,游阊阖,观玉台。”武帝得良马,建立起强大的骑兵,马踏匈奴一雪国耻,开疆拓土设“河西四郡”,成就终身夙愿。
踏破长城的匈奴族
行走在河西走廊举目祁连山,那首哀婉的“亡我祁连山,使我六畜不蕃息;失我焉支山,使我嫁妇无颜色”的匈奴歌谣萦绕耳畔。匈奴,这个遥远而又神奇的马背民族,曾经叱咤风云称雄蒙古高原,与中原王朝对峙了长达七八个世纪,直到公元5世纪前后销声匿迹,从而渐渐地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。
约在公元前6世纪,匈奴人的远祖已经在阴山南北繁衍生息,并逐渐建立起原始的氏族部落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》载:“匈奴,其祖先夏后氏之苗裔也,曰淳维……自淳维以至头曼,千有余岁,时大时小,别散分离。”他们居无定所,“随畜牧而转移”,食腥膻、饮湩酪,与中原农耕民族形成鲜明对比。公元前3世纪,中原大地正在演绎春秋争霸、楚汉相争之时,北方草原部落也在为争夺地盘、财富和权势而争锋,在群雄逐鹿中,头曼单于以部落联盟组织的原始匈奴政权,结束了草原部落之间群龙无首的历史。弱肉强食适者生存,向来是草原民族的生存法则。日益强大的匈奴族,百余年间便吞并了众多游牧民族。到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,匈奴成为威胁中原王朝的一支劲敌,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上讨伐,虽一战而却胡千里之外,但匈奴实力犹存纷扰不断,为了防御匈奴进犯中原,天下苦役大规模修筑万里长城,这便引出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,致使秦王朝中央集权土崩瓦解。而在这一时期,北方匈奴新一代霸主冒顿,如“天降单于”般横空出世,建立起了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奴隶制国家──匈奴帝国。
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的胡俑牵马木雕
匈奴帝国称霸蒙古草原,先后与上百个民族交锋,聚北方引弓控弦之士于一家,号称“百蛮之国”;冒顿大军以雄狮般彪悍猛虎般凶狠苍狼般桀骜,横扫大漠南北踏破长城驰骋中原,倒逼着中原王朝厉兵秣马苦战连年,这便引出了骠骑将军霍去病“河西之战”大破匈奴,致河西匈奴右地的浑邪王杀休屠王并其众以四万余降汉,使匈奴残部望风披靡败走漠北留下千古叹惋。汉武帝在匈奴右地设“河西四郡”,从此使河西永久地并入了中华版图。
匈奴民族从冒顿单于开始,共经历50多位单于,历时7个多世纪,领土占据了今天中国的北方和蒙古国、俄罗斯的部分疆域。东汉时期,匈奴内部分化为南匈奴和北匈奴两支,南匈奴依附汉朝,到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了“五胡十六国”,出现了“五胡乱华”局面;北匈奴远走西域挥师顿河,掀起了中亚和地中海战乱,引发了世界史上著名的欧洲民族大迁移。
匈奴这一强悍的草原民族,经过一次次的迁徙转移,依托大阴山或祁连山,在敕勒川或河西走廊牧马,在河套平原或黑河绿洲沃野上耕种,使游牧文明传播河西大地;他们金戈铁骑踏破长城天堑,一次次和中原王朝较量,用秦砖汉瓦建造了王廷龙城,在民族大融合的碰撞中,催生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渗透融合的优秀成果;他们狂飙般的铁蹄声,曾经是一种响彻历史苍穹的旋律;他们高举起“上帝的鞭子”,曾经掀起亚欧历史风云巨大变革,对推动中国乃至中亚和欧洲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。
马背民族孕育了草原文明
马背民族无论月氏、乌孙,还是匈奴、突厥,都是在争锋、迁徙、扩张中求生存,他们一次次地角逐转折,一次次地迁徙融合,都会向草原文明迈出一大步。比如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,在大夏市场上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、大秦国的海西布和汉朝时四川的邓竹杖和蜀布,由这些早期商品的传播与交流可推知,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马背民族的草原交通,就已经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接在了一起;再如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出土的金银饰件,具有浓厚的北方草原文化和秦文化特色,中国境内出土的魏晋时期来自安息、粟特、萨珊、噘哒、东罗马等地的金银制品,造型精美工艺精湛,纹饰图案充满异域风格,是中国古代中外民族文化渗透融合和绘画、冶金技术交流传播的典型代表;又如秦统一六国时期的许多器物上,都有欧亚草原普遍流行的“神兽纹”图样,饰品大多是黄金与青铜质地,这些贵重金属饰品的交换与流通,既促进了东西方不同游牧文化的发展,也开辟了东西方草原商贸通道,特别是武威雷台汉墓出土的铜奔马和铜车马仪仗队,山丹县博物馆收藏的鎏金胡腾舞铜人等,西域良马和胡俑形象栩栩如生,不仅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往来的代表之作,也是游牧文明相互渗透交融的历史见证。
随着丝绸之路开通,经济文化交流频繁,大量胡人入华,也使得西域音乐舞蹈风靡中华大地,如龟兹乐、安国乐、疏勒乐、康国乐、高昌乐、胡腾舞、柘枝舞等,与中国传统乐舞逐渐融合,促进了中国乐舞艺术的繁荣;尤其是当时汉胡之间的七次和亲,不仅仅是选择了一个美女出嫁单于,更重要的随美女带去了大批的物资、财富、书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,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繁荣发展。
敦煌壁画中河西走廊的少数民族
因此在秦汉时期河西走廊各国商旅纵横,经济发达盛极一时,一度曾成为距离长安最近的次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外贸交易桥头堡,可以说这一切都是游牧文明和草原文明优秀成果的结晶。因为马背民族逐水草迁徙的生活方式,把中国北方、西亚以及欧洲的草原交通连接在了一起;他们大量孳牧马匹,不仅为战争提供了武力,更重要的是为生存提供了运输保障,从而使草原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换与流通迅速发展;他们为摄取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,由原始商品交换逐步发展为草原丝绸之路贸易交流,从而使东西方文化交流与传播在这条草原丝绸之路上渐行渐远,而且较之贸易交流传播速度更快,波及面更广、传播效率更高,影响力更大;尤其是张骞“凿空”真正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开通后,随着中原与西域“和亲政策”的一次次实施和国家配给货物由商人到西域各国经商的促动,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,使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。
(作者:林茂森)
(来源:甘肃日报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