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人喝茶,喝出和气,现世安好,岁月温柔;鲁迅(1881 -1936)喝茶,喝出怒气,享清福也成了讽刺。他常年杯不离手,茶不离口,还娶了位擅长功夫茶的美女;他幼时抄茶经,青年泡茶馆,晚年却在上海大量买茶、施茶。
周作人喝茶细致、讲情趣,以文观茶;鲁迅喝茶要随取随饮,给时代把脉看病。他常常以茶会友,时时以茶当礼,茶友圈名家辈出;别人回赠烟、酒、茶,这也是他日常生活所需。
没有光就没有颜色。黑色吸引了所有的光,却没有将光线反射回来。所以,姹紫嫣红的景致总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关注。鲁迅曾经指导萧红如何穿衣:红上衣配红裙子,或黑裙子,切忌配咖啡色;瘦子不能穿黑衣,人胖不要穿白衣;脚长的女人要穿黑鞋子,反之要穿白鞋子;他自己则一身冷色调,黑布鞋,灰长衫,连胡子和头发,也黑得有个性。他是许广平眼中的邋遢先生,曹聚仁则说,他是一个寂寞的人。
鲁迅常常被形容横眉冷对,但在日常生活中,他做事十分仔细认真,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他与人交际,拆借钱财,互赠礼物,婚丧嫁娶,礼尚往来,一样不少,吃喝娱乐,也有自己的一套玩法,还爱与人开一些雅致的玩笑。他酒量不大,酒瘾却不小,一天抽烟四五十支,茶也是生活长物。他是零食的疯狂爱好者,也是会在大冬天穿着单裤的自虐者。
他喜欢木刻,迷恋版画家珂勒惠支,辗转得到她的签名画后,自费翻印出版。
他时而温情,时而暴躁,既是冬天里的一把火,也是夏天里的一块冰。他误会别人,与朋友分道扬镳,别人也误会他,与他从并肩战斗到拉锯笔墨打官司。他骂过的人不全是人格有问题,骂他的人却也未必了解他。他曾经被抬上神坛,也被人从课本里赶了出来。他是人们眼中的大师,也是无数人用手术刀和显微镜解剖的“尸体”。
他的“朋友圈”人数以千计,一生有师长,有兄弟,有子嗣,有朋友,有论敌,有记名弟子无数,但至今无人敢说承其衣钵。与他友善一生的许寿裳在台湾死于歹徒之手,一生维护他的孙伏园一幅武人相貌,.他的忠实信徒萧军挺过了文革,却没有挺过人生。曾经将上海“黄金时代”众人囊入《文坛茶话图》的鲁少飞,晚年却拒绝承认是此画作者。
剥去所有他人眼中的鲁迅的光环,他只是一个平凡的老人,一个爱看电影的普通观众,一个去菜市场、旧书摊购物的普通消费者,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,一个需要少妻维护的大孩子。抽烟、喝酒、饮茶,是他的嗜好,他一生的功业、交际、成就、八卦,就在这些日常生活中。
鲁迅大笑镜头,沙飞摄于 1936年 10月 8日,引自《笑谈大先生》
抽烟是鲁迅的标志性生活
鲁迅一生,烟、酒、茶都是必需品。他习惯于晚上工作,白天睡觉,写作之时,常常以烟相伴。周海婴在《我与鲁迅七十年》中说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:“父亲睡在床外侧,床头凳子上有一个瓷杯,水中浸着他的假牙。瓷杯旁边放着香烟、火柴和烟缸,还有象牙烟嘴。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,但总想尽点微力,让他一展容颜,也算是一点安慰。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,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,放到他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,然后悄然离去。”
曹聚仁在《鲁迅评传》中也说:替鲁迅生活作标志的是烟。他是烟不离手的人,一面与人笑谈,一面烟雾弥漫。工作越忙,烟也抽得越多。每天总在五十支左右。这样的场景,也是许寿裳、孙伏园、许广平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陈独秀、刘半农、章太炎、陈师曾、陈寅恪、林语堂,郁达夫、台静农、瞿秋白、茅盾、潘汉年、萧红、萧军、丁玲、巴金等人的共同记忆。
“第一次,走进鲁迅家里去,那是近黄昏的时节,而且是个冬天,所以那楼下室稍微有一点暗,同时鲁迅先生的纸烟,当它离开嘴边而停在桌角的地方,那烟纹的疮痕一直升腾到他有一些白丝的发梢那么高。而且再升腾就看不见了。”那时,鲁迅跟萧红聊起家里养在灰蓝色花瓶里的“万年青”,照萧红的观察,“他在花瓶旁边的烟灰盒中,抖掉了纸烟上的灰烬,那红的烟火,就越红了,好像一朵小红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离着”。萧红清楚地记得,鲁迅的写字桌上“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”。
鲁迅平时喜欢的烟品牌,有“品海牌”、“红锡包”和“黑猫牌”。由于他抽烟量太大,关心他的人总希望他少抽点,鲁迅却说:“我吸烟虽是吸得多,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去的。”实际上,他虽然烟瘾大,却不是每支烟都吸完,有时,香烟点燃了,会随手放下,去想他的事情,烟就自个儿烧掉了。为了避免浪费,鲁迅就改抽劣质香烟。
“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,一种价钱贵的,一种便宜的。便宜的是绿听子的,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,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,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,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。另一种是白听子的,是前门烟,用来招待客人的,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。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,把它带到楼下去,客人走了,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。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,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。”2016年热播的电视剧《东方战场》中,每逢鲁迅出场,也总是烟雾升腾。
1935年出版的《时代漫画》中的香烟广告
酒宴,鲁迅既参加也拒绝
鲁迅一生从事的职业,多与教育有关,不是在教育部任职,就是在大学教书。那时,朋友来了,朋友去了,同事和同事的亲人结婚了,家里的老人去世了,部里领导开心了,都设饭局,饭局和酒局本来就是连在一起的。鲁迅赴过陕西省省长兼督军刘镇华的宴会,参加过泰戈尔访华期间在北京举行的生日宴。和普通人一样,鲁迅参加过的大多宴会,都是与同事及友人间的日常聚会:
“永持德一君招饮于陶园,赴之,同席共九人,至十时归。”
“晚二弟治酒邀客,到者泽村、丸山、耀辰、凤举、士远、幼渔及我辈共八人。”
“晚李仲侃招饮于颐乡斋,赴之,同席为王云衢、潘企莘、宋子佩及其子舒、仲侃及其子。”
“遂至先农(坛)赴西北大学办事人之宴,约往陕作夏期讲演也,同席可八九人。”
“午访孙伏园、遇玄同,遂同至广和居午餐。”
“午后胡适之至部,晚同至东安市场一行,又往东兴楼应郁达夫招饮,酒半即归。”
“晚张凤举招饮于广和居,同席为泽村助教黎君、马叔平、沈君默、坚士、徐耀辰。”
“晚子佩招饮于宣南春,与季市同往,坐中有冯稷家、邵次公、潘企莘、董秋芳及朱、吴两君。”
“荆有麟邀午餐于中兴楼,午前赴之,坐中有绥理绥夫、项拙、胡崇轩、孙伏园。”
“晚赴省长公署饮。”
“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。”
“晚夏浮筠同伏园来,邀至宣南春夜饭。”
“张国淦招午饭,同席吴雷川,柯世五、陈次方、徐吉轩、甘某等。”
这样的饭局、酒局,鲁迅日记(1912.5.5.-.1936.10.18)中多有记载,偶尔他也会拒绝宴会邀请。饭局、酒局中同坐者,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,其中不乏各有专长的名人,比如胡适、许寿裳、齐寿山、林语堂、周作人、郁达夫、台静农、李小蜂等人。他喝过的酒则有越酒、汾酒、啤酒、威士忌、葡萄酒、薄荷酒、苦南酒、杨梅烧酒等。群聚之外,也有独饮的情形,也大醉过,“夜失眠,尽酒一瓶”,“午后盛热,饮苦南酒而睡”,“夜买酒并邀长虹、培良、有麟共饮,大醉”。
鲁迅酒量不大,但爱喝,对绍兴黄酒有特殊感情。人们比较熟悉的《自嘲》诗,是他与郁达夫等人喝酒的成果,“运交华盖欲何求,未敢翻身已碰头。破帽遮颜过闹市,漏船载酒泛中流。横眉冷对千夫指,俯首甘为孺子牛。躲进小楼成一统,管他冬夏与春秋”。他曾将这诗写成条幅送给柳亚子。柳也是好酒之人,也爱写诗。他创办南社,定期组织雅集,吃大餐,喝好酒,茶话,拍照,出集子是标准流程。
鲁迅让笔下的孔乙己在“咸亨酒店”叫嚷着“温一碗黄酒,来一碟茴香豆”,转身就来了篇《魏晋风度及文与药及酒之关系》,为此中绝唱,他最后总结说:“据我的意思,即使是从前的人,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‘田园诗人’,‘山林诗人’,是没有的。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,也是没有的。既然是超出于世,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。诗文也是人事,既有诗,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。譬如墨子兼爱,杨子为我。墨子当然要著书;杨子就一定不著,这才是‘为我’。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,便变成‘为人’了。”
再好的酒,终究改变不了现实生活,喝什么,不喝什么,本身只是一个选择问题。鲁迅日记中屡屡提到的“越酒”,便是绍兴黄酒的通称,跟“绍酒”是一个意思。他喜欢黄酒,固然是家乡情结和生活习惯使然,但回到黄酒本身来观察,也很有意思。
绍兴黄酒的原料有糯米、麦曲,还要用到酒药和鉴湖水。其中,酒药又名草曲,分黑白两种,从晋代开始流行于南方,酿制黄酒多用白药。绍兴黄酒种类很多,可按酿造程序、存储时间、投料多少、色泽深浅、销路远近、容量大小来区分,如新酿酒、老酒、加饭酒、状元红、竹叶青,这些都是不同的黄酒,“40千克坛装外加彩绘称花雕”。
绍兴黄酒中,有“女酒”,按照晋朝人的说法,“南人有女数岁,即大酿酒,既漉,候冬陂池水竭时,置酒罂中,密固其上,瘗陂中。至春潴水满,亦不复发矣。女将嫁,乃发陂取酒,以供宾客,谓之女酒,其味绝美”。可见,这酒是为嫁女儿准备的,这也是人们经常用来解释“女儿红”的典故。“越酒”一路传承下来,一路诱惑着人们,不仅是口腹之欲,还传下了某种精神和文化基因。
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(1912 -1926),有一年端午节,许广平、许羡苏、王顺亲、俞芬(她送过薄荷酒给鲁迅,也通过信)、俞芳、俞藻等人去他家坐客,鲁迅居然喝醉了。当事人俞芳晚年(1995年)的回忆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现场:
端午宴会与以往几次不同,因为许广平姐姐不但会喝酒,而且酒量相当好,她性格开朗,能说善辩、行动举止活泼伶俐,与许羡苏姐姐的文静,王顺亲姐姐的老成相比,各有所长。宴会开始,许广平姐姐就说要敬酒,她邀王顺亲姐姐一起向鲁迅先生敬酒,王姐姐一向不会喝酒,只喝了一点点以表敬意,许广平姐姐和鲁迅先生却都干了杯。之后,许广平姐姐就单独敬酒,进攻目标当然是鲁迅先生。(因为在座的人都不会喝酒 )我的大姐俞芬,自己虽不会喝酒,却很喜欢跟着起哄,主动为他们斟酒助兴。后来不知怎么一来,敬酒演变成比赛酒量,葡萄酒换成了烧酒。鲁迅先生的酒量不大,他一向喝的是绍兴酒,而且是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喝的;这次改喝白酒,而且是一口气喝干一杯,看来有点招架不住许广平姐姐的凌厉攻势,但他绝不示弱,大有奉陪到底的气概。太师母当时很为难,连连说:慢慢喝,慢慢喝,多吃点菜,菜凉了就不好吃。我一边吃,一边看,觉得很热闹,很有趣。散席后,王顺亲姐姐悄悄说:鲁迅先生真的有些醉了。当时鲁迅先生坐在椅子上吸烟,不知哪位姐姐说,喝酒后是不好吸烟的。我和俞藻忙上前去抢他手上的香烟,鲁迅先生把烟藏在身后,我们没有抢到,姐姐们都笑了。不一会,姐姐们一个个都走进太师母的房间,她们小声商议一阵,出来时说要到白塔寺去玩。于是,我们一行六人就离开了西三条。(余锦廉:《马蹄疾笔下的鲁迅》)
绍兴黄酒,摄于 1924-1944年。
南方多佳人.,民国时期的女性风采,摄于 1924-1940年。
事后,许广平去信给鲁迅道歉,鲁迅回信安慰她,两人关系又近了一层。可见,这顿酒喝得很值啊!后来,他们同居,有了孩子。1985,研究者们将许广平遗作 ——独幕剧《魔祟》首发在《鲁迅研究动态》上。
一个初夏的良宵,暗漆黑的夜,当中悬一弯娥眉般的月,B已熟睡三个钟头,她的爱者 G,做好工作,照例收拾了书桌,吸完了烟,放轻脚步走到床前,扒开帐门,把手抱住 B的脖子,小声的喊着 B,继而俯下头向 B亲吻,头几下 B没有动,后来身子先动了两下,嘴也能动了,能应 G的叫声了,眼睛闭着,B的手也围住 G的颈项,坐了起来。B不久重又睡下,这时床上多添了一个G。死一般寂静来到,没有别的话语,直至良久。但 B时时闭着眼,用手抚摩 G的脸,继又吻他。总是摩、吻,继续的在 G的身子上。经过多少时,G说,我起来喝点茶,又吸一支烟,重又躺在 B旁,仍没有话说。
有学者将文中 G的行为解释为鲁迅的“事后茶、事后烟”。鲁迅自己就说过“譬如勇士,也战斗,也休息,也饮食,自然也性交”。也有人持反对意见。但不管怎么说,许广平都是鲁迅一生烟、酒、茶生活最重要的当事人和见证人。在那些喝茶的日子里,细心的许广平总是给茶壶包上保暖套,方便夜深人静时,鲁迅有一口热茶喝。
幼年,抄《茶经》,吃饭喝茶
鲁迅的家乡绍兴一直是产茶重镇,饮茶传统自不待言。历史上,绍兴多产绿茶。唐代陆羽撰写《茶经》,谈到茶叶产地时,就说过浙东茶区“以越州上”。越州即今绍兴市,茶叶自古就是此地的重要经济作物,是贫苦山民们的生活来源。1935年,据调查,绍兴有茶园21850亩,次年增加到 29530亩。
民国期间,绍茶一般年采两次:头茶,在立夏前后,不论老小,一扫而光.;约过 40天,再采二茶,称“洗蓬”,全赖妇女手工。旺采时,茶农多雇外地女工,视路远近,分包采、请饭两种,按斤计酬。
鲜叶采摘后,初制一般由农户手工完成,比如制作以珠茶,要经过杀青、揉捻、干燥 3个过程。其中干燥环节,又有 4道程序。成品大致分为出口和内销两大类。出口茶经过初制后,还须经过“茶栈”精制,才能出口到国外:
绍兴城内水路四通八达,茶、酒皆有名。
茶栈有土洋两种形式:洋庄,俗称大栈,与外地洋行联系密切,资金比较充裕,选料认真,加工精细,一季可精制 500 ~ 600担,花色品种较多。王坛陶星桥,珠茶分为丁、正、蚕、中、可、副、禾、麻、头圆、二圆、三圆 11种;条茶分为珍眉、针眉、秀眉、迎春 4种,规格要求较高。土庄,俗称小栈,资金不足,设备简陋,品种不多,常向茶户赊购毛茶,原料不计优劣,一季只产 200.~.300担。
绍兴名茶中,平水珠茶“始于明末清初,原名玉珠,谓由天台山寺僧精心创制,此茶外形浑圆绿润,身骨重实,清香浓郁,经久耐泡”,是鲁迅的最爱。五口通商之后,此茶从上海转道出口欧美,被誉为“绿色珍珠”,是当时大宗出口的绿茶。其时,绍兴府辖山阴、会稽、诸暨、萧山、余姚、上虞、嵊县、新昌 8县。鲁迅出生在会稽县,平水是该县的管辖地。在鲁迅的童年时期(1883 -1894),平水珠茶最高出口量为 20万担(10000吨),为清代平水珠茶的全盛时代。
平水绿茶为绍出产大宗。查平水地属会邑,其所收之茶赅括八县,且远及于杭州之四乡,而以平水名者,总汇之处,出口之地也。每岁所出丰歉不同,平均计之,销于外洋者约 20万箱左右,共计 880万斤,销于本国者约 180万斤。此外,由各茶号拣出之茶梗,筛出之茶片、茶末,约 140万斤,三项合计 1220万斤,其间收由嵊县者约去十分之四,收由山阴、上虞、诸暨、新昌、余姚者约去十分之三,其收由会邑本山者仅十分之三,计 360万斤。
1919年,平水珠茶出口量 16.8万担,计 8400吨;1920年,出口 11.3万箱;1930年,出口量达到 24万箱。鲁迅去世的 1936年,出口量约 19.93万箱,计 4982吨。
茶馆是内销绍兴茶的重要场所。1912年,“绍兴茶肆林立”,至 1936年,茶肆数量达 206家。适庐茶室、第一楼、天香阁、越明茶室是典型代表。它们是绍兴人打发时间、谈生意、玩乐的重要场所。时人发生纠纷,也像川人一样去茶室进行调解,谓之“吃品茶”(川人谓“吃讲茶”)。在陈设差一些的小型茶馆中,每碗茶 3枚铜板,消费者多是底层民众、市民与小商贩。在周作人的记忆中,那个时代,在绍兴开茶馆的,多是胡适的徽州老乡。民国时期,这些外乡人一样要上税,交“茶碗捐”。
鲁迅喜欢喝茶,外因是当地浓厚的茶风俗和饮食习惯,内因是生活在大家庭中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,跟汪曾祺一样,算是家传。周作人回忆说:“同是在一个城里或乡里,饮食的方式往往随人家而有差异,不必说是隔县了。即如兴房(豫才哥弟这一房)旧例,一面起早煮饭,一面也在烧水泡茶,所以在吃早饭之前就随便有茶水可吃,但是往安桥头鲁家去做客,就不大方便,因为那里早晨没有茶吃,大概是要煮了饭之后再来烧水的。”
茶从小伴随着鲁迅成长,又随他辗转于杭州、南京、东京、北京、厦门、广州、上海等大城市,成为他的日常必需品。鲁迅从小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,并特别关注植物学方面的知识。在杭州教书(1910)时,他“经常和讲植物学的日本教员一起带领学生到孤山、葛岭、北高峰、钱塘一带采集植物标本”,他晚年在上海,还多次让内山完造代为搜求这类书籍。
鲜为人知的是,白话小说开山祖师鲁迅 10岁时,还抄写过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。清中期至民国初的《茶经》只是简单重印以前的版本。从时间上看,他抄写的是清代吴其濬《植物名实图长编》一书中的《茶经》,为丛书本。
求学期间,经常泡茶馆
鲁迅前往南京求学期间(1898 -1901),是张恨水观察下的南京茶馆的常客。张恨水对南京夫子庙、奇芳阁的饮茶生活非常熟悉,他的描述将我们也带入了当时的场景:
四方一张桌子,漆是剥落了,甚至中间还有一条缝呢。桌上有的是茶碗碟子,瓜子壳,花生皮,烟卷头,茶叶渣,那没关系。过来一位茶博士,风卷残云,把这些东西搬了走,肩上抽下一条抹布,立刻将桌面扫荡干净。他左手抱了一叠茶碗,还连盖带茶托,右手提了一把大锡壶来。碗分散在各人面前,开水冲下碗去,一阵热气,送进一阵茶香,立刻将碗盖上,这是趣味的开始。
1929 年,南京茶馆。
南京城外景,约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。
桌子周围有的是长板凳方几子,随便拖了来坐,就是很少靠背椅,躺椅是绝对没有。这是老板整你,让你不能太舒服而忘返了。你若是个老主顾,茶博士把你每天所喝的那把壶送过来,另找一个杯子,这壶完全是你所有。不论素的,彩花的,瓜式的,马蹄式的,甚至缺了口用铜包着的,绝对不卖给第二人。随着瓜子盐花生,糖果纸烟篮,有人纷纷地提着来揽生意,卖酱牛肉的,背着玻璃格子,还带了精致的小菜刀与小砧板,“来六个铜板的”,座上有人说。他把小砧板放在桌上,给你切了若干片,用纸片托着,撒上一些花椒盐。此外,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报贩子,自会送来几份报。有我们永远不照顾的眼镜贩或带子贩钢笔贩,他们冷眼的擦身过去。于是桌上放满了花生瓜子纸烟等类了,这是趣味的继续。
这里有点心牛肉锅贴,菜包子,各种汤面,茶博士一批批送来。然而说起价钱,你会不相信,每大碗面,七分而已。还有小干丝,只五分钱。熟的茶房,肯跑一趟路,替你买两角钱的烧鸭,用小锅再煮一煮。这是什么天堂生活!
所谓入乡随俗,张恨水的描述,实际上也为我们呈现了鲁迅在南京时的茶生活场景。他常去的茶馆有“江天阁”和“得月台”。鲁迅在南京时,起初考入水师学堂,后入路矿学堂。1902年,鲁迅去日本留学,依旧保持着喝茶习惯,其同在日本的二弟周作人对此有过专门的记录:
鲁迅的抽纸烟是有名的,又说他爱吃糖,这在东京时并不显著,但是他的吃茶可以一说。在老家里有一种习惯,草囤里加棉花套,中间一把大锡壶,满装开水,另外一只茶缸,泡上浓茶汁,随时可以倒取,掺和了喝,从早到晚没有缺乏。日本也喝清茶,但与西洋相仿,大抵在吃饭时用,或者有客到来,临时泡茶,没有整天预备着的。鲁迅用的是旧方法,随时要喝茶,要用开水,所以在他的房间里与别人不同,就是在三伏天,也还要火炉,还是一个炭钵,外有方形木匣,灰中放着铁的三角架,以便安放开水壶。茶壶照例只是所谓“急须”,与潮汕人吃功夫茶所用的相仿,泡一壶只可供给两三个人各一杯罢了,因此屡次加水,不久就淡了,便须换新茶叶。这里用得着别一只陶缸,那原来是倒茶脚用的,旧茶叶也就放在这里边,普通顿底饭碗大的容器内每天总是满满的一缸,有客人来的时候,还要临时去倒掉一次才行。所用的茶叶大抵是中等的绿茶,好的玉露以上,粗的番茶,他都不用,中间的有十文目,二十目,三十目几种,平常总是买的“二十目”,两角钱有四两吧,经他这吃法也就只够一星期而已,买“二十目”的茶叶,这在那时留学生中间,大概知道的人也是很少的。
日本绿茶,因采摘时间和部位不同,有明显的区别。其中,玉露茶为大棚栽培,需人工采摘;煎茶、焙茶、番茶都是露天栽培,为机械采摘。玉露为一芽三叶,煎茶为一芽六叶,焙茶为成熟叶,番茶为粗老叶。在制作上,都需要蒸青,焙茶还需重焙火,番茶也需要适度焙火。实际上,番茶品级虽然不高,但制作得好的,品质却也不差。如京番茶有烟熏味,和下关沱一样。曾经在日本生活过的苏曼殊和李叔同都饮用过番茶。从周作人的描述来看,鲁迅保持了在老家的喝茶习惯,在日本自饮或待客时,用的是煎茶或焙茶,是大众消费品,茶价也适中。
留学期间,发生了一件影响鲁迅一生的重大事件。1908年,他被母亲以病重为由骗回家,娶了朱安为妻。鲁迅是孝子,不能忤逆母亲,又不爱朱安,两人只能做名义上的夫妻。 1909年,鲁迅从日本留学归来,他先在杭州教书(1909-1911),也不过正常的夫妻生活,有时喝酒麻醉自己,生活过得很颓废,在给许寿裳的信中,他都瞧不起自己。
当公务员,雅好茶座
1912年,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,前后当了十几年公务员(1912.-.1926秋)。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买茶、喝茶、买书、抄书、淘拓片、买零食、参加宴会。上班时,他有午睡的习惯,睡醒后,通常会起身去水房洗把脸,把残茶倒掉,重新泡上一杯新茶。鲁迅很享受这样惬意的喝茶时光。除此之外,茶话会是鲁迅不得不面对的日常生活。
茶话会是一个传统,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交礼仪活动,有人认为,这是对传统礼仪成功改革的典范。其实,从源头来看,它是从茶俗演变而来。唐代,新茶采制之后,佛门有“禅庭一雨后,莲界万花中。时节流芳暮,人天此会同”的例会;文人们常以茶会友,常饮茶清谈,交流思想,增进情感。旧时商人在固定茶楼上谈生意,也举行茶话会。
20世纪 40年代,北京中山公园柏树下吃茶的人们。
后来演变为社交性集会,适应面和使用阶层更加广泛。其中,以国家级茶话会和招待外宾的茶话会的程式设计最为严谨,流程也相对固定。
如今,在某些单位工作或经常看新闻的人,对“茶话会”这词再熟悉不过了。他们不是经常开茶话会,就是经常看别人开茶话会,比如年终总结、学术讨论、文艺座谈、招待外宾、新年团拜,凡春节、新年、国庆节、中秋节等重要节日,开个茶话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。大伙儿聚一聚,喝喝茶,聊一聊,谈一谈,感情增加了,思想也交流了,一团和气,其乐融融。
鲁迅在教育部当公务员时,经常参加单位组织的茶话会。这是工作需要,他本人却很不爽。倒不是茶好不好喝的问题,他是对那些“官老爷”的态度和谈话内容没质量而不高兴。工作之外,以 1924年为例,他的买茶、饮茶生活如下:
一月十七日,“往鼎香村买茶叶二斤,每斤一元”;
二月二十三日,“买茗一斤,一元”;
四月一日,“买茗一斤,一元”;
四月十三日,“上午至中央公园四宜轩。遇玄同,遂茗谈至晚归”;
五月二日,“下午往中央公园饮茗,并观中日绘画展览会”;
五月六日,“晚买茗一斤,一元;
酒酿一盆,一角”;
五月八日,“晚孙伏园来部,即同至中央公园饮茗”;
五月十一日,“往晨报馆访孙伏园,坐至下午,同往公园啜茗,
遇邓以蛰、李宗武诸君,谈良久,逮夜乃归”;
五月十六日,“往中央公园饮茗,食馒首”;
五月二十三日,“往中央公园饮茗并食馒首”;
五月二十六日,“上午季市见访并赠花瓶一事,茶具一副六事”;
五月三十日,“遇许钦文,邀之至中央公园饮茗”;
五月三十一日,“下午往鼎香村买茗二斤,二元”;
七月十八日,“同李济之、夏浮筠、孙伏园阅市一周,又往公园饮茗。”
今北京中山公园,是中国第一座公园,建于 1914年,“因地当九衢之中,名曰中央公园”,后来,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,为了纪念他,在 1925年改名为中山公园。“其东建来今雨轩及投壶亭。”轩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确定的,出自杜甫的《秋述》,匾额是总统徐世昌题写的。“来今雨轩”原本计划作俱乐部,后来改为餐馆,并经营茶座,承租的老板换过好几茬。“来今雨轩”,本就是要大家欢聚一堂之意。
中山公园最热闹的茶座有三家:春明馆、长美轩、斯柏馨。敏锐的观察者发现,常去春明馆的多是旧派人物,常去斯柏馨的是新派人物,常去长美轩的两种人都有,它是三家中生意最好的茶座。中山公园设有董事会管理,常去茶座的人因此有了“公园董事”的雅号。像鲁迅、胡适、林语堂、林徽因、张恨水、顾颉刚、叶圣陶、茅盾、萧乾、郑振铎等文化名流都来过这里,吃饭、饮茶、写书、译书、创立社团和研究会。
这三个茶座,大家都喜欢它的,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外,还有两个附带的好处,第一是“看人”:它们中间的马路,乃前后门来往的人必经要道,你若是“将身儿坐在大道旁”的茶桌上,你可以学佛祖爷睁开慧眼静观世变;看见人世间一切的男男女女,形形色色,以及村的俏的,老的少的,她们(或他们)都要上你的“眼税”,四川的俗话叫做“堵水口子”,就是这个意思。第二是“会人”:在公园里会人,似乎讲不通,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愿意去会他,而事实上又非会他不可,这只好留为公园里会的人了。大家在公园无意的碰面,既免除去拜会他的麻烦,同时事情也可以办好。一举两全,这是公园茶座最大的效用。
无论喜欢不喜欢,想会不想会,鲁迅都在中山公园的茶座会了不少人。茶座之外,鲁迅也在居所请人喝茶。
有一年,陈寅恪前去拜访住在北京绍兴会馆的鲁迅,两人一杯清茶在手,畅谈学问。其实鲁迅跟陈的兄长陈师曾关系更密切,在鲁迅日记中也有记载,两人不仅同去买书,陈师曾还替他刻过很多印章。鲁迅一生骂过很多人,却没有骂过陈氏兄弟和他们的舅舅俞明震,正是这位当年南京学堂总办把他带到日本留学的。同船人中包括年幼的陈寅恪和他的两个哥哥。
跟鲁迅一起切磋学问的还有他的同乡兼同学钱玄同。鲁是钱眼中的“烟鬼”,钱是鲁眼中的“爬翁”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,就是钱蹭茶、催稿的成果。蔡元培是长者,也是鲁迅的同乡,喝茶之余,帮他解决了就业饭碗的问题。鲁迅去世后,还帮忙张罗葬礼和出版鲁迅全集。章太炎是鲁迅的老师,两人不仅一起喝茶,还一起喝酒,章太炎坐牢时,鲁迅还带着自己心爱的零食沙琪玛去看过他。
许寿裳与鲁迅好了一辈子,两人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,互相帮忙,互相打气,是真正的同乡同学加兄弟,他也是鲁迅最信任的人。学生孙伏园很懂得鲁迅的心思,经常泡家乡茶给先生喝,为了维护鲁迅,他还动手打过人(没打中)。郁达夫也与鲁迅交好,抽烟、吃饭、喝酒、饮茶,那都不是事儿,他还成功调解过鲁迅与书商李小峰的紧张关系。他在《迟桂花》中说喝茶喝得有性欲,鲁迅在北京大冬天穿着单裤抑制性欲。
正是在北京当公务员、在各大学授课期间,许广平进入鲁迅的生活。跟巴金的夫人萧珊一样,许也是一位功夫茶高手。后来,他在广州迎接鲁迅时,还表演过潮汕功夫茶。这套泡茶方法,林语堂曾经形象地描述过:
茶炉大都置在窗前,用硬炭生火。主人很郑重地扇着炉火,注视着水壶中的热气。他用一个茶盘,很整齐地装着一个小泥茶壶和四个比咖啡杯小一些的茶杯。再将贮茶叶的锡罐安放在茶盘的旁边,随口和来客谈着天,但并不忘了手中所应做的事。他时时顾着炉火,等到水壶中渐发沸声后,他就立在炉前不再离开,更加用力地扇火,还不时要揭开壶盖望一望。那时壶底已有小泡,名为“鱼眼”或“蟹沫”,这就是“初滚”。他重新盖上壶盖,再扇上几遍,壶中的沸声渐大,水面也渐起泡,这名为“二滚”。这时已有热气从壶口喷出来,主人也就格外地注意。到将届“三滚”,壶水已经沸透之时,他就提起水壶,将小泥壶里外一浇,赶紧将茶叶加入泥壶,泡出茶来。
潮汕功夫茶中,玉书煨(烧开水的壶)、潮汕炉(烧开水用的火炉)、孟臣罐(泡茶的茶壶)、若琛瓯(即品茶杯),这些茶具都是必不可少的宝贝,具体过程包括“关公巡城”、“韩信点兵”等九个步骤,也有简化为七八个步骤,或加至十几个步骤的。习惯喝绿茶的鲁迅喝不惯功夫茶,却喜欢去广州的茶馆。此地的茶馆重心是茶点,按崔显昌的观察,重点是点心,不在茶。在广州短暂停留的几个月时间,鲁迅去过十几家茶馆,如北园、陆园、拱北、陶居等,郁达夫在广州期间,也是这些地方的常客,巴金也去过其中几处。鲁迅对当地茶的印象也好,在日记中坦言“广州的茶清香可口,一杯在手,可以和朋友作半日谈”。
鲁迅,1930年摄于上海。
自由撰稿人,买茶施茶
1927年,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回到上海长住(1927.-.1936),开始了作为自由撰稿人生涯,直到去世。烟酒茶依旧伴随着他,这也是鲁迅去世后,很多人回忆往事时的共同记忆。鲁迅一生,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生活的时间最长,因此,多数人与他的喝茶往事,也大多集中于两地。
1936年,上海《六艺》杂志创刊,插画中放了一幅署名“鲁少飞”的《文坛茶话图》。这是一幅八开本的巨幅漫画,有题跋:
大概不是南京的文艺俱乐部吧,墙上挂的世界作家肖像,不是罗曼·罗兰,而是文坛上时髦的高尔基同志和袁中郎先生。茶话席上,坐在主人地位的是著名的孟尝君邵洵美,左面似乎是茅盾,右面毫无疑问的是郁达夫。林语堂口衔雪茄烟,介在论语大将老舍与达夫之间。张资平似乎永远是三角恋爱小说家,你看他,左面冰心女士,右面是白薇小姐。洪深教授一本正经,也许是在想电影剧本。傅东华昏昏欲睡,又好像在偷听什么。也许是的,你看,后面鲁迅不是和巴金正在谈论文化生活出版计划吗 ?知堂老人道貌岸然,一旁坐着的郑振铎也似乎搭起架子、假充正经。沈从文回过头来,专等拍照。第三种人杜衡和张天翼、鲁彦成了酒友,大喝五茄皮.。最右面,捧着茶杯的是施蛰存,隔座的背影,大概是凌淑华女士。立着的是现代主义的徐霞村、穆时英、刘呐鸥三位大师。手不离书的叶灵凤似乎在挽留高明,满面怒气的高老师,也许是看见有鲁迅在座,要拂袖而去吧 ?最上面,推门进来的是田大哥,口里好像在说 :"对不起,有点不得已的原因,我来迟了 !"露着半面的像是神秘的丁玲女士。其余的,还未到公开时期,恕我不说了。左面墙上的照片,是我们的先贤刘半农博士、徐志摩诗哲、蒋光慈同志、彭家煌先生。
这段介绍文字也是漫画式的。这幅漫画图文并茂,浓缩了黄金时代的上海文坛,显示出了画家高超的洞察力和艺术表现力。在这幅画中,坐主位的虽然是邵洵美,却也是鲁迅“朋友圈”的真实写照。这里面,有他的朋友、兄弟、同事、学生、论敌等,题名“茶话图”恰当其分,准确地传达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旨趣所在。这群人中,很多人都是鲁迅的茶友。
同乡之外,与鲁迅打过交道的有同事,有论敌,如胡适、陈独秀、刘半农、林语堂等,他们都有与鲁迅一起喝茶的经历,但最后终于不免友尽。比如林语堂,当年在北新书店李小峰的宴席上,与鲁迅因一件小事翻脸。此后,形同陌路,又多次大打笔墨官司。梁实秋与鲁迅论战多年,“乏走狗”的标签就是鲁迅给的。鲁迅还将陈独秀比做《红楼梦》中的焦大,与刘半农的关系也渐成定局。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则最具代表性,从最初的蜜月期到鸿沟越来越大,最后,不断被人推为两面旗帜,仿佛奔向不同方向的火车,终于越行越远。
这些文化精英,不仅唇枪舌剑,在生活细节上,有同好,也有差别。鲁迅说:“我是不喝咖啡的,我总觉得这是洋大人所喝的东西(但也许是我的‘时代错误’),不喜欢,还是绿茶好。”在咖啡厅,他与“长了一副做报告的脸”的周扬不欢而散,见过与他纠缠过的“黑旋风”成仿吾,通过瞿秋白帮他与组织上取得联系,还与狂人鬼才聂绀驽聊过小说创作。但更多的时候,鲁迅跟别人的谈话聊天,都是在茶香中完成的。
在上海期间(1927-1936),与鲁迅喝过茶的人更多,以茶待客,是标配。鲁迅“见客人来了总是倒杯茶给你,有点心就摆出来,用不用却听便”。他的茶友有宋庆龄、瞿秋白、冯雪峰、潘汉年、胡风、萧红、萧军、丁玲、柔石、茅盾、巴金、曹聚仁、台静农,外国人中,与他交好的有日本人内山完造和美国人史沫特莱。
鲁迅的这杯茶,也不是好喝的。鲁少飞的《文坛茶话图》的“题跋”上提到的人名中,“正人君子”邵洵美跟鲁迅打过笔墨官司,自然不会与鲁迅在一起喝茶。高尔基是“革命文学”导师,袁中郎,即袁宏道,很受林语堂的推崇。知堂老人是鲁迅的二弟周作人,但他们两兄弟早在北京时已经闹翻。徐志摩、蒋光慈、叶灵凤与鲁迅交恶,开过骂战,凌淑华的丈夫陈西滢被鲁迅骂过,施蛰存是鲁迅眼中的“洋场恶少”,他与写爱情小说的张资平也不对路。冰心似乎没有和鲁迅直接打过交道。美女作家白薇却是和鲁迅一起喝过茶的。“田大哥”指田汉,他是鲁迅鄙视的“四条汉子”之一,另外三人是阳翰笙、夏衍和周扬,都是“左联”成员,张天翼和洪深也加入过这个团体。
斯诺采访鲁迅,问及短篇小说名家,沈从文是鲁迅专门提到的人物之一。鲁迅与郑振铎交情不错。老舍 1930年回国到上海,就住在郑振铎家里。1934年,老舍又到上海,《猫城记》、《骆驼祥子》等书都是在上海出版的。鲁彦、彭家煌都可以划入鲁迅开创的“乡土作家”这个流派。傅东华在自己编辑的《文学》月刊上攻击过鲁迅,后来,鲁迅却帮助他联系医院,治疗他生病的儿子。杜衡、徐霞村、穆时英、刘呐鸥,其时都活跃于上海文坛。杜衡翻译的外国作品,曾经收入鲁迅、雪峰编译的《科学的艺术论丛书》。徐霞村 1907年生于上海,《鲁滨孙漂流记》第一个中译本就是他翻译的。穆时英是上海人,后来服务于汪精卫政权,1940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。刘呐鸥、施蛰存都是写心理小说的名家。刘是穆时英的好友,后来当过《国民新闻》社长。
这些中人,好多人与鲁迅都够不上一杯茶的交情,在鲁迅眼里,他们还不如他经常施茶的那些陌生人。在上海时,鲁迅不但以茶会友,还买茶捐赠,用作施茶,“以茶叶一囊交内山君,为施茶之用”,“三十年代的上海,有些店铺夏天备有茶桶。有的用大缸,有的用木桶,也有用铁皮焊成的洋铁桶,外装两三个水龙头,并备有简易的竹质或搪瓷水杯几只,供劳动者临时休息解渴饮用。内山书店也不例外,门口也有这样一座茶桶,在夏天为劳动者施茶”。鲁迅曾多次买茶交给内山,用作施茶,有时请人代买,一次多达十斤二十斤。
民国茶庄,约摄于 20世纪 30年代。
内山书店设有鲁迅专座,供他饮茶、读书、会客使用。后来,内山完造撰文回忆上海生活时,特别提到他与鲁迅谈茶的往事。当时,他发表了对茶叶源流的一些看法:日本薄茶(日本抹茶的一种,呈鲜艳的青绿色,与浓茶相对)沿用了中国唐代的饮用方法,但形式和做法更繁复。后来,日本出现远洲流的茶庭、丰臣秀吉的茶碗及千利休的茶室后,就更不一样了。
烟酒茶开销从何而来?
鲁迅在教育部任职时,有工资,当教授时,有补助,蔡元培主政大学院时,请他兼职,四年间补助费用高达 14700银圆,约合黄金490两。其他时候,主要收入为稿费。在上海生活期间,鲁迅又不让许广平外出工作,所以,生活的重担全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。但是稿费也不是那么好挣的。鲁迅虽然大名鼎鼎,别人一样会拖欠他的稿费。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就因此差点被告上法庭。
北新书局是“北京大学新潮社”的简称,1924年创办于北京。它的创办人是李志云、李小峰兄弟。其中,李小峰是北大第一个学生团体“新潮社”的成员,也是鲁迅的学生,在罗家伦、周作人当主编期间,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干发行。北新书局成立后,新潮社负责编辑工作,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全部交给书局。当时,给书局供稿者有鲁迅、周作人、林语堂、刘半农、钱玄同、顾颉刚、俞平伯、孙伏园、李霁野、江绍原、章衣萍、韦素园、冯沅君等人。其中,有些人就是新潮社的老班底,跟鲁迅都有交情,部分人后来成了他的论敌。
北新书局创始之初,出版发行过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等著作,还能按时支付稿酬,李小峰、鲁迅两人关系也较好。后来,李老板生意做大了,就出了问题。至 1928年,共欠下鲁迅 8200多元版税。稿费是鲁迅一家的生活来源,为了这笔钱,鲁迅决定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。此事后经好友郁达夫等人调停,没有闹到法庭上。为了答谢众人,李小峰在上海摆酒,宴请鲁迅等人,也就是在这次酒席上,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破裂。
1925年,由于时局动荡,北新书局迁到全国出版业的中心 ——上海,后发展成总部,原在北京的书局反而成了分社。原来在北京被张作霖查封的《语丝》杂志,1927年 12月 17日在上海复刊之后,也归北新书局发行。不仅鲁迅本人,很多跟他有交情的人与北新书局都有关系。1931年,北新书局因出版鲁迅等人的书,并代售华兴书局(中共地下党出版机构)的书籍,被国民党查封一个多月,损失惨重。还是李小峰找关系,花了 3万多元,才摆平此事。此后,北新书局在出版方向上做了重大更改,减少文艺图书的出版,多出儿童读物和教材。这两块也是当今出版市场上的盈利大宗。作家富豪榜上,有不少人就是在这两个领域赚到银子的。
在那个时代,文坛中人大多围绕北新书局一类机构讨生活。他们或创办书局,或在书局中任职,或给书局直接供稿。像张元济、王云五、邹韬奋等人,更是成为出版界一代宗师,观察过成都茶馆的舒新城后进入中华书局工作,出任编辑所所长。五大书店之一的开明书店更是人才济济,拥有文化名人章锡琛(老板)、叶圣陶、夏丏尊、丰子恺、周作人、周振甫、孙伏园、王伯祥、夏衍等。
那时的上海文坛,邵洵美不能与鲁迅相提并论。但放在民国出版业来考察,他是赫赫有名的“孟尝君”,开出版公司,烧钱办杂志,请鲁少飞当《时代漫画》主编,培养了一大批漫画人才。萧伯纳访问中国,鲁迅等人作陪,在上海功德林吃素食,付钱的金主也是这个鲁迅讽刺过的“正人君子”,他的口头禅是“钞票用得光,交情用不光”。
邵洵美也写新诗,但其翻译成就其实更大。他出身官宦世家,娶了世交盛宣怀的孙女,却也不是世俗所说的高攀。那个时代的见证人施蛰存说他是个好人,“富而不骄,贫而不丐,即便后来,也没有没落的样子”。更重要的是,在图书出版业和杂志业这两个领域,他给多少人提供了饭碗,间接培养了多少人才,对那个时代的文化推动又起了多少作用 !这也许就是鲁少飞在《文坛茶话图》上将他放在主位的重要原因。鲁少飞与丰子恺、叶浅予、张光宇等人齐名,后来的华君武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字辈。
在上海,鲁迅安身立命的主要手段是写作,在这点上他和张恨水是一致的。他既跟出版社打交道,也参与编辑工作,加上美术鉴赏水平很高,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综合人才。他自己也办过七家出版社。有时,为了方便后学青年的著作能够顺利出版,他还要搭上自己的作品当谈判筹码。他不仅给萧红、萧军推荐出版社,写序言,还刻意在媒体上放大他们的知名度。
文学史上并称的“鲁郭茅巴老曹”(鲁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曹禺。郭沫若也是四川人,不仅好茶,还写过很多茶诗)中,巴金当时也在上海从事出版工作。自 1935年出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后,成就卓著。他与叶圣陶和鲁迅不同,做事情,却不领工资,主要收入是稿费。学者陈明远曾经给鲁迅算过一笔账,分三个时期统计,统计项目有四项,即公务员收入;教学收入;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;写作、翻译和编辑收入。
北京:1912年春.-.1926年夏,鲁迅的总收入为 41000圆;按1912年银洋与今天人民币 1 ∶ 40计算,共 164万元;
厦门、广州:1926年夏.-1927年秋,总收入为国币 5000圆;按 1927年,国币与人民币 1 ∶ 35计算,共 17.5万元;
上海:1927年秋 -1936年,总收入为 75278.41圆;按 1936年法币与人民币 1 ∶ 30计算,共 226万元。
以上三项总计,约相当于今天 408万元人民币。这笔钱看起来不少,但在今天的上海(霞飞路,即现在的淮海中路及大部分的淮海西路),也买不起一套大房子。我们查看 1935年鲁迅日记中记录的版税、稿费,北新书局给鲁迅的不仅数量大,且较稳定,每月都有:
一月二十四日,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。
二月十六日,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。
三月十九日,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。
四月十三日,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。
五月一日,晚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。
五月二十一日,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。
六月十七日,下午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。
七月九日,收北新书局版税百五十。
八月十四日,上午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五十。
九月五日,得小峰信并版税泉二百。
九月十四日,得小峰信并版税泉百。
十月二日,午后得北新书局版税泉二百,由内山书店取来。
十月二十一日,下午北新书局送来版税泉百五十。
十一月三十日,晚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。
十二月二十一日,得小峰信并版税百五十,稿费十。
就以上所列,共计 2210圆,按照陈明远的算法,相当于今人民币 66300元。这一年,鲁迅收到过红茶、云雾茶及其他普通茶叶,并赠送茶叶给内山完造,用作施茶。是年 8月 21日,鲁迅一家三口前往“乍孙诺夫茶店饮茶”。本年鲁迅没有买茶的具体账目。以 1924年为例,鲁迅经常去北京鼎香村买茶,他买的茶售价 1元 1斤,按 1 ∶ 40折算,约合今人民币 40元 1斤。以鲁迅的收入来说,喝茶,实在不是钱的事儿。
从茶馆消费的角度来说,在北京时,鲁迅经常去中山公园的茶座会友吃茶。即便每次都是他掏腰包请客 ,所需费用也不大。根据小巴金 2岁的四川老乡谢兴尧的记录,中山公园最热闹的三个茶座皆物美价廉,“单吃茶每人只花一角钱,点心也大半一角钱一碟,长美轩是 川黔有名的菜馆,但是几毛钱可以吃得酒醉饭饱”。在上海定居时,除了家里,鲁迅经常去位于老靶子路的一家小吃茶店会友待客。“鲁迅先生常到这吃茶店来,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。”“有时到这里来,泡一壶红茶,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。”这样的小吃茶店,其实还不如中山公园的那些茶座消费高。
1936年,鲁迅在上海去世,宋庆龄、蔡元培、潘汉年等人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送葬仪式。那一年,在葬礼上为鲁迅抬棺的年轻人中,巴金是最长寿的,活了 101岁。巴金祖籍浙江,是鲁迅眼中的小老乡。他化名黎德瑞去日本留学前,鲁迅参加了送别宴。在宴席上,喝着花雕,鲁迅讲起他在日本留学时的故事:吃咸蛋吃多了,想买茶水解渴,却发现没钱了。后来,鲁迅还给巴金挡过笔墨官司中的飞刀。巴金趟过文革,晚年写下《随想录》,2005年才在上海去世,他也喜欢茶,喝了一辈子。鲁迅、巴金的家乡到今天,依旧是重要的产茶区和饮茶区。
1956年,巴金在上海虹口公园鲁迅迁墓仪式上讲话,右为宋庆龄与许广平。